交   公    粮     记

                                             王 绍 和

    “插 队 落 户 到 西 郊 ， 接 受‘教 育’尚年少 ，

结 伙 窃 粮 填 饥 肚 ， 事 情 敗 露 如 火烧 ，

移 花 接 木 施 障 眼 ， 花 明 柳 岸 度 险 招 ，   

悖 入 自 应 还 悖 出 ， 上 吐 下 泻 遭 遭 遭 。”

    辞旧迎新，照例要打扫“扬尘”。清理杂物之际，不想竟翻出了涂有上列打油诗句的红皮日记，日记本扉页毛老人家苍劲的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手迹，勾起了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这是一桩三十多年前的旧事。

得 关 照——在 城 郊 落 户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至此，拉开了西昌地区初、高中生走向农村的序幕，一大批中学生相互结队走向了“广阔天地”。按学校归属我本应去经久公社，但在表哥的热心邦助下，我来到了西郊公社六大队五小队插队落户。该队地处城乡结合部（现长富路一带），离县城中心步行也就四、五十分钟路程。尽管当时农村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交通便宜、半城半乡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较好的自然环境让我的同学们好一阵羡慕。本队虽只有我一个知青，但队上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特别多，因脾气较为随和的原故，我那间不大的“知青小屋”很快成了伙伴们的中心。那年头没有电视，吹牛谈天几乎为每天的必修课，正是在这种接触中融洽了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生活虽然清苦，有这些伙伴不时的关心，丝毫感觉不到远离家人的寂寞与冷清。

              开 烂 条——斗 胆 窃 公 粮

记得是在收谷子后的一个多月，生产队要到县城上交公粮，按惯例，这活是由年轻人统揽的。在众人的举荐下，队长点名指派我参加。上公粮不用人拉肩扛，拉着架车沿公路走，顺道还能逛逛县城，自然就算是一趟挣“粑粑工分”工分的美差。天才朦朦亮，八、九个伙伴急冲冲地来到生产队库房，入袋、装车、紧固，一个多小时，三千斤大米就整装完毕。太阳刚出山，我们就出发了。通往县城的公路上我们摆开了龙门阵。公路本来不宽，三辆架车并行，引来了不少过往车辆和行人的注目。队里青年人的衣着打扮前卫，与知青没有什么区别。那年头，知青闹事、抢军帽、偷鸡摸狗、“与农民打成一片”的不在少数，故此，“知青”这一阶层被视为有些“匪气”的群体，大凡与“知哥、知妹”（当时社会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泛称）沾惹是非和牵联时，人们总是退而避之。见是一群精壮的知青，前堵后涌的汽车也只好按按喇叭了事。

仅一个小时的时辰县城就到了。此时，不知是谁提出了中午饭怎么解决的问题。其实，应该是早饭的问题。农村习惯吃两顿，清晨至现在，肚内空空如也，提议立即受到重视。但经费从哪里开？这个具体而现实的问题让众人一阵沉思。一个叫“兔子”的机灵鬼，用嘴努着麻袋说：“有米还愁下不了锅？”一阵七嘴八舌之后，达成一至共识━━在“米”身上做文章。理由当然是现成的：一是我们为公干了三个多小时，出一身臭汗，犒劳犒劳并不过份，这在生产队是有先例的；二是粮食是自已种的，又是我们人拉肩扛送的，吃点喝点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犯不了大事；三是集体未受到损失。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占生产队的便宜。（拿多少粮出来就要交多少斤粮的票据回去，这一点在大家看来是最关键的理由）。三条“理由”看似有“道理”，于是乎，一个筹措午饭的办法也就应运而生了。其实，这堂而皇之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谁都明白而又彼此心照不宣的重要理由，那就是面对八、九个饥肠辘辘的大小伙谁也没有买单能力。

真还巧得很，粮食库管员果真是个女的，天生菩萨相，年龄又还偏大，大伙不约而同相视一笑。御车、过称、开包。伴着小曲，众人一阵忙乎。库管员对每袋大米的重量认真核查并开包验收等级后，就要由我们将大米一筐一筐的转运至十多米外的粮堆上，按事前商定，“机会”就在这时产生。虽说有鲁迅笔下乡村顽童偷吃茴香豆，玩笑和戏耍的成份，但毕竟是在“行窃”，谁也不敢轻易造疵，我甚至感到心里发慌。眼看第二车己过秤过半，仍无人敢下手。见状，我们中的年长者（其实仅大我们一、两岁），用异乎寻常的目光扫视众人，那眼神谁都懂得起：吃回锅肉还是吃米汤泡饭在此一举。该出手时就出手！于是行动开始：一旦有伙伴在粮堆上倒米，另外的伙伴就想法干挠库管员视线，分散其注意力，直至待倒完米的伙伴提着“空筐”返回来。（空筐其实不空。筐内仍留有数斤未倒尽的大米，只不过提筐伙伴将筐垂直，筐底面向库管员，同时故作轻松状因而不易被发现。）一桩“聚众窃案”，就这样在库管员眼皮子下公然发生。当然，毕竟做“贼”心虚，只能在瞅准机会时才敢出手，尽管收获不大，但事情的发展正顺利的进行。瞅着一次次提回来的“战利品”，掩不往的笑意挂在了伙伴们脸上。

殊不知，风云突变。眼瞅着只剩两麻袋准备过秤时，忽听得一声叱责：“你干啥子？！”抬眼望去，见库管员双目浑圆，抬起的手臂正指着一个从粮堆上下来的伙伴。他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见他手提“空筐”，装出一副十分“轻松”的样子往回走，由于其个儿不高，更由于筐中的剩余物太多根本无法“轻松”前进，最要命的是，他侧提着的箩筐中的大米正“源源不断”地往下撒，地上由此留下了一条几乎未断的长线。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小伙伴在库管员的呵叱声中也露出了一脸的尴尬。年长者站了出来，从满脸通红的小伙伴手中夺过装有小半筐米的箩筐，反手将筐中的米倒在米堆上，大声谴责小伙伴的同时又不住的向库管员道歉，我们大家也连忙不住地说些好话，库管员不依不饶，忿然作色：“叫你们领导来！”言毕，把我们赶出门，“砰”的一声重响，关上库房，拂袖而去。

这结局谁也没料到，怎么办？众人一脸的惊惶，没想到原本多半出于戏耍的事竟惹出了大麻烦……

耍 把 戏——假 队 长“救驾”

办法终归比“困难”多。短暂的沉默后，一个新的计划很快敲定。大家认为要把事搁平首先得办好两件事。一是弄清到我们今天究竟已上交了多少粮。库管员始终怀疑我们不止干一次，已过秤数显然她是不肯讲的。已过秤数与尚未过秤的那两麻袋之和肯定高于生产队实际出库数，因为这里面有小伙伴被发现前我们共同“行窃”十余次的积累。这个积累数只能用加大出库数才能冲得平，冲平不仅保住了战果，更重要的是表明小伙伴的行为只有一次，从而避了殃及众多无辜；二是叫“领导”来，那是万万不可的。来了，什么事不都穿邦了吗？可不来又咋办？商议结果是来个“移花接木”，请“托”充“队长”，虚幌一枪，偷梁换柱。显然，解决好这两件事确属当务之急。问题是那十余次的过秤记录早被库管放进了办公抽内，如何看得见？即便看见了，那一长串的数目字谁能一下记清？至于找人假冒生产队长，哪个敢为？纵使有人敢硬充，能装象吗？毕竟是一级“领导”呀！经商定，查过秤纪录这差事，交由我办，其理由简单不过，“知识青年”嘛，有“知识”，有“文化”，对数目字敏感。看看左右，虽一色的知青打扮，可我这上过中学的“知识”和“文化”，似旁人无可比拟。无奈，只好受命。

真邪门！当我与伙伴们跨入粮库，被介绍是队里的知青后，库管员态度竟一下和善了许多。诧异中我一再说我们空着肚子干了一上午，小伙伴“窃粮”动机，仅是想用米去换一顿有些油水的午饭而巳。小伙伴顺势作了自责。或许是我们一脸的真诚感染了库管员，她附合着说了些“干力气活不吃饭亏身体，知青在乡下也不容易”的话，并主动道出她家里有二个妹妹也是知青。说着，顺手拿出记帐便条写她妹妹的下乡住所。真是天赐良机，就在那一刹那，我用眼迅速瞟了一下那十几行记载着过秤数的阿拉伯数字，随后又不失时机的说了些道歉的话。库管员表示，等队领导来证明一下出库数后就不再追究我们的行为。

路转峰回。真想不到，十分钟也就搞惦这烫手的事。

跨出房门来，伙伴们见我一脸的灿烂，不由长长地舒了口气。我立刻找块瓦砾，把刚才窥视到的数字一组组地列在地上，回忆、肯定、排斥、否定，如此反复，最后自信地认定了那个关键的数据。

在翘首以盼的目光中，三个伙伴与“生产队长”飘然而至。少了寒暄，直奔主题。我报出一组数字后，“队长” 点点头，若有所思。凝视着他格外严峻的面色，落了块石头的心似乎又悬了起来。殊不知，小瞧了他！竟是个绝伦绝妙的“农村基层干部”。当过几年兵，长得虎背熊腰，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的他不是我队的，只不过常来玩，与我队年轻人混得很熟。今天在县城购物时恰遇准备回去搬兵的兔子一行，一番恳求，“热心肠”的他也就欣然允诺前来救驾。真是个演戏的料，一登场，“技”惊四座：黑着脸，叉着腰，一言不发。空旷的粮库静得如同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一样，空气凝固了。足有十多秒钟，“队长” 才抬起那只未叉腰的手，指着我们的脑袋在空中划出一道弧，雷声般的吼道：“你们搞啥子鬼名堂！”随后又是一阵沉默。片刻，又硬绑绑的蹦出一句：“今天的工分全部扣除，回去在社员大会上挖活思想！”。免子象是真的进入了角色，掏烟双手给“队长”递去，请“队长”息怒，“队长”头一昂，歪过脖子怒斥：“少来这一套！”一副“拒腐蚀永不沾”的神态。众人装出诚惶诚恐之状，要“队长”“高抬贵手”。“队长”不依不饶，依旧骂声不绝。此时的库管员反到显得有些不安，几番欲言又止。“队长”不愧是把握火候的高手，“骂”得差下多了，见好就收。他跨步上前握住库管员的手，热情摇幌的同时说了许多歉意的话，又忽然耳语（其实众人都听得见）：“有三个是知青，家都不在西昌，乡坝头很苦，其他几个是贫下中农……”如果说，那年头知青的处境易使人产生一丝同情的话，那“贫下中农”，绝对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了。果不其然，库管员抢过话头就说：“几个年轻人，又是贫下中农，有啥子活思想挖啊？”那年头挖“活思想”就如同批斗会，提起它总让人心中不安。见“队长”止住了话头她又说道：“工分就是口粮，农民扣了可以依靠家里，知青扣了吃啥子嘛？娃儿些遭孽啊！”快人快语，库管大姐的态度已见“鲜明”。“队长”趁热打铁，手半捂嘴故作保密状与库管员又一阵耳语：我们出库是三千零……库管员手持帐单答复：库内过秤收进二千七百七十五斤，还有两袋二百四十一斤未计入。库管员话一出口，我如释重负，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掉了下来。精准的算计得益于那短暂的一瞟，我心中不由泛起阵阵快意。出库量与入库量的差只在数斤范围，这不仅属于正常的损耗误差，更证明了我们之中只有一次“行窃”即被发现，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令人难堪局面的发生。

拎着以误差返还的“战利品”，跨出粮站来，众人好一阵窃喜。兴冲冲跨入一路边饭馆，一阵讨价还价，谈妥了用二十来斤大米换一顿午饭，于是点菜，上饭，不亦乐呼。席间，有人说“生产队长”表演维妙维俏，挽众人于危难之中，该立头功；也有人说“知哥”十余行过磅数居然过目不忘，精准算计那才叫“绝”。最后统一了意见：因我是本队的，故这头功应记在“队长”头上。免子鬼机灵，立马买了两包“飞马”烟，双手递上，一番推辞，“队长”也就笑纳了……

当晚我却拉了肚子，竟一连两天未能止往。一问，竟无一人幸免。真是应了一句古话“悖入自当悖出”。

40年前的这段荒唐往事而今想起令人汗颜不止。今天把它写出来，只为全面客观反映知青生活存史为鉴，也对“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再教育”理论添一“注脚”。

（该文被西昌市政协《西昌文史》第十七辑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