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院 调 研

第76期

西昌铁路运输法院                    2008年11月24日

浅谈“中间刑”

黄学军

   “中间刑”（Intermediate Sanctions）是在美国近二十年间最新兴起的一种新型非监禁刑种制度，这种新形式的刑罚之所以被称为“中间刑”是因为它们既不同于监禁，又不同于传统的缓刑，而是介于监禁和缓刑之间的刑罚。最典型的中间刑，即为分段型（Split Sentences），其具体适用是，法官在量刑时将刑罚分为两段，一段为监禁刑，另一段为非监禁刑，罪犯先被送到监狱服监禁刑，然后才能到社区服缓刑。分段刑的出现是因为有学者认为缓刑过于轻缓，无法起到震慑和警戒犯罪的作用，而在分段刑下，罪犯必须先尝尝坐牢的苦头才能去服缓刑。这种刑罚既可让罪犯尝到牢狱之苦，使他们受到震慑，又可不将他们长期关押，为政府节省开支。而形式上，这一刑罚既非完全的监禁又非完全的非监禁，而是两者兼有，因此被称为中间刑。除了分段刑外，震慑式缓刑、加强监督式缓刑、家庭渐进、电子监视、社区居住式监禁，都可以算作中间刑的具体适用，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罚款、没收财产、强制性社区服务、赔偿受害人损失都可以包括在中间刑内。①

一、加强监督式缓刑

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1978年的首创，主要适用于重罪犯。美国伊利诺伊州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州之一，监狱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为了减轻压力，法院让一些本应被监禁的罪犯服缓刑，但要求加强对他们的监督，许多在加强监督式缓刑下服刑的罪犯都是本应被送入监狱服刑的罪犯，这些罪犯的罪行较重，对他们理应实行严格监督。而实际上，大约有50%在加强监督式缓刑下服刑的犯人不能顺利通过缓刑考验期，主要是因为首先，在加强监督式缓刑下服刑的罪犯一般都是重罪犯，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本来就比较高；其二，在加强监督式缓刑中，缓刑监督官对犯人的监督极为严格，他们发现犯人违法或违规行为的可能性也较大。即便加强监督式缓刑的成功率不高，在加强监督式缓刑下服刑的犯人的再犯罪率与监狱犯人的再犯罪率均为50%左右，但是加强监督式缓刑的费用比起监禁费用却低得多，因此，在现在中间刑，加强监督式缓刑是应用较广泛的非监禁刑。

二、震慑式缓刑

震慑式缓刑也是分段刑的一种，与一般分段刑的区别是，震慑式缓刑试图进一步加强监禁对于罪犯的震慑力。法官在宣判刑罚时，不会告诉罪犯对其适用分段刑，而只是对他宣布监禁刑，在罪犯入狱服刑一段时间后，法官会把他传回法庭，宣告缓刑。法庭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加强刑罚对罪犯的震慑作用，会更加珍惜所获得的缓刑机会，不敢再犯罪。虽然震慑式缓刑对于现实中抑制犯罪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人权组织对于震慑式缓刑制度的抵制，认为严重侵犯了罪犯作为人的知情权，所以，在现实中，震慑式缓刑已经很少适用。

三、社区矫正与强制性社区服务

社区矫正和强制性社区服务是应用最广泛的中间刑，也是本文阐述的重点，同时，我国要建立完善的中间刑制度，最需要借鉴的也是社区矫正与强制性社区服务的制度。

（一）社区矫正制度

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而往往都是通过社区居住性矫正监禁来实现的，居住性矫正监禁是指法官量刑时不把罪犯送入监狱，而是把他送到设在社区的居住式矫正设施中服刑。这种刑罚的特点是，罪犯虽然是在社区服刑，但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日常活动，不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必须得到监督人员的批准并受监督人的监督。犯人如不服管理或违反社区矫正设施的管理规则，法院可撤销他在社区矫正设施服刑的资格，把他送入监狱服刑。社区矫正设施的管理费用比监狱的监管费用低，可节省开支，监督人员对罪犯实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减少其重新犯罪的机会，同时，也可以让罪犯保持与社区的联系，继续在社区工作或学习，也免除了犯人被监禁后需要重新适应社区生活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共有五种类型，即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据统计，2006年、2007年全国被判处管制的分别占被判刑人的1.21%和1.26%，适用缓刑的比例分别是15.85%和14.71%，假释率2000年为1.63%，2001年监外执行的罪犯占押犯总数1.1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2006年被判管制刑的有11508人，假释20781人，而同期适用缓刑的高达134927人。②很显然，无论从比例上看，还是从绝对数量上看，缓刑人员都是社区矫正的主要对象。对缓刑对象进行有效观护（probation ），无疑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保全其廉耻，启其自新之路”。③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对加强我国的缓刑观护（监督）工作将大有裨益。

（二）社区服务

美国的社区服务制度是介于在监狱劳动改造和在社会放任之间的一种有效载体。在二战期间就开始实行社会服务令制度了，当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交通犯罪的当事人，因为有一部分当事人，比如交通肇事，醉酒驾驶，交不起罚款的就适用这种形式进行劳动。之后，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州有社会服务令制度。法官可以判令罪行轻的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

社区服务是美国缓刑制度的一种，在美国，每年大约有5万个社区服务性案件。依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40个小时，最多为200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至少要有5－2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美国城市按需要划分为若干个缓刑区，每个缓刑区都有政府的社区服务组织，组织成员有政府公务员或委派人员组成，包括缓刑官、社区服务官及其他管理人员。社区服务的种类包括不同的劳动项目，如房屋装修、道路维修、木器加工、清洁公共卫生甚至去学校粉刷墙壁。到社区参加服务的罪犯必须遵守社区服务的时间，如果他们不准时到社区服务点去服务，第一次，社区服务的管理监督人员要警告他；第二次，要对他提出严肃批评；第三次，他们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

我国香港地区法律制度承传英美法系普通法传统，1984年香港正式通过《社会服务令》条例，并在1998年扩展至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的上诉法庭及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香港“社会服务令”具有补偿性及协助违法者复康的双重作用。根据此服务令，违法者须在空闲时间进行无薪社会服务工作，以补偿他们对社会的损害。在著名香港艺人谢霆锋交通肇事一案中，谢霆锋被法院判处240小时社会服务令，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服务制度在我国最早却是由检察机关在相对不起诉中试行。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薪工作，对社会作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规定出台后第一位被判“社会服务令”的是一名涉嫌盗窃手机17岁的少年，他被判到社区进行两个月无薪劳动。两个月过去后，检察院根据其表现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他又像过去一样回到普通人生活中。随后，我国第一批“社会服务令”开始在河北省部分检察院试行。④2006年6月，北京市在东城区、房山区和密云县的４７个街道、乡镇全面展开罪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社区矫正的罪犯，为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居住在试点区（县）的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在社区进行矫正期间，这些罪犯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组织规定的汇报、请销假、迁居等制度，并通过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改正自己恶习、认罪服法。这些新的处理方式引起司法界及法学界广泛关注，其法理与司法实践效果有待研究。

但是，上述的尝试并无法律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社区服务的适用范围和违反的后果都无规定，相关监管组织没有建立。对于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笔者不反对社区矫正的工作。但笔者主张，我国当务之急的是应引入社区服务制度来改造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的管制与缓刑制度。在法律明确加以规定社区服务制度，其积极的意义在于：首先，其能真正对犯罪分子起到惩罚与教育的功能；其二以看的见方式增强群众对司法的信心，减少管制与缓刑作为避风港的机能，尽可能遏制幕后黑色交易；其三是社区服务有着实在的可操作的制度，有利于增强执行机关的责任，不至于让刑法的有关管制与缓刑的其他规定流于形式。具体可在刑法第39条和刑法第76条增加一款规定，即判处管制和缓刑犯罪分子必须参加当地的社区服务。同时在大城市以若干区为单位、在小城镇以若干乡镇为单位由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社区服务点，设立相应的管理人员，负责对犯罪分子进行社区服务管理、监督，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教活动。法律还应规定，犯罪分子必须在每二周参加4至8小时的社区服务，内容主要是公益劳动，并接受群众监督。对无特殊情况不按时参加社区服务或有其他不遵守规定行为的给与警告，三次以上无故不参加社区服务的犯罪分子，判处管制的，由法院重新改判为有期徒刑，判处缓刑的由法院按刑法第77条规定，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当然，如果条件成熟后，可将这一制度推广到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的管理和监督上。